离婚案件在民事审判中占很大比重，离婚是家庭矛盾升级的结果，但只要有情在，作为法官就没有理由不尽心调解，做个矛盾结铃人，为当事人维系家庭的和谐与圆满。近日，我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原告王秋艳（化名）以被告赵义（化名）有外遇、且有家庭暴力为由诉讼，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以孩子有先天性哮喘病、对原告尚有感情为由抗辩，坚决不同意离婚。

开庭矛盾升级 

     开庭时，法官宣读原告申请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被告不认可，原告一句话让他大发雷霆，“你有本事在外面找人，我就有本事离婚，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稀罕，别那么死赖皮缠着我”。被告也不示弱，咣、咣地拍桌子、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几乎是在咆哮着谩骂原告，道：“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谁怕谁，离就离，我同意。”情绪一度失控，经法官警告制止，被告情绪稍微平息些，法官再次问被告是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时，被告称“是”。事实上，被告知道今天开庭后，昨夜几乎一夜没合眼，自己喝了一斤“大部优”还不算啤酒。

    凭借多年的审判经验及对被告的心理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被告的“同意离婚”完全出于激愤脱口而出，并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庭上的争吵、互相指责仍在继续，案件至此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恰在这时，两人被告知他们的小儿子突然发病，案件不得不延期审理。 

此案事实基本查清

    夫妻二人都是回民，结婚时身无分文，完全靠二人烤羊肉串发家，算上天津的一处，现共有3处房产，还有数目不菲的存款，二人称房子给两个孩子一家一处，（长女正处对象）；关于第三者的事，派出所的笔录证实原告带着长女和自己的姐姐打伤了那个所谓的第三者，原因是原告发现被告在晚上九时在“第三者”家与之独处，引起了原告怀疑，至于原告所说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实可见原告手腕上有被告留下的刀痕。以上事实按常理讲是符合离婚的法定要件，调解和好的可能性不太大。

庭后露出端倪

    此后的多日，法官准备开庭，给被告打电话，不接听，发传票也不到庭，便与书记员亲自去赵义家里去了一趟，被告一脸迷惑地说，他们已经和好了，而且接下来的一番话更是让法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啥时候说同意离婚了，我们两个过的挺好的呀，天天还在一起呢，再说我们儿子才10岁，哮喘，总得有人照顾，判给谁养都是单亲家庭……这些都是因为我小姨子引起的，因为欠她点钱，我已经写好了还款计划……，我的确把钱看的挺紧，挺严，俺家艳儿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俺们俩又都没正式工作，我得让艳儿撤诉去，你们得给调解调解呀……，这下好，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言语极其诚恳，没有了往日的一点点嚣张气焰，说的我都有些感动，可是，案件不能就这样搁置，我还是给他下达了开庭传票。

     可是，原告不撤诉，隔个3天5日的就来一趟，“痛说革命家史”，她苦难的过去、丈夫如何对她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让法官很是无奈，临近开庭的日子，原告来法庭，问她有何想法，还是态度强硬，坚持离婚，不过谈话的过程中她的每一句话都露出了马脚，说被告的不是、过错时，总要加一个亲切的昵称，“俺家小义 、俺家他” 如何如何。这和“小义”说她时的“艳儿”有异曲同工之妙。

找到案件调解和好的突破口 

    其实，这真的是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说它特殊，是由于回民有一个习俗，很少有与汉民通婚的，也就是说凭他们50多岁的年纪再找另一半比较困难了。男方一再强调儿子的病情，而且，二人也确实共同照顾孩子，进一步查实法官发现，原告的手伤是十几年前被告的误伤，而原告对“小三”插足事件的根本态度也是想让丈夫认错，回归正轨。回想第一次开庭及几次谈话的种种“镜头”二人还是留恋着小家，比如，得知孩子犯病的消息后两人同时在庭上“一跃而起”，急速退庭，双方都一心一意地惦念着孩子。

    在开庭的调解阶段，我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双方没有辩解，没有争斗，只是互相把积压在心底处的怨愤、误解、怀疑、猜忌全部和盘突出，说到伤心处，二人都留下了懊悔的眼泪，原告称其离不开“小义”，自己确实花钱没有个计划，对被告猜疑心太大；被告称自己脾气不好，以后一定与他的“闺蜜”断绝往来。二人又约定日后搬到天津养老等等，调解进行了近1个多小时，我见缝插针，入情入理地将他们感情还没有破裂的事实分析得丝丝入扣，一顿苦口婆心的劝解，一切水到渠成，这样，持续了近三个月的离婚案就这样以和好告终。

办案所感：轻易言败不应当是法官的作风

    整理卷宗的时候，我就想，一个婚姻的缔结不容易，法官也不要轻易就放弃对一个家庭的挽救，多说些劝解、开导的话，可能会累些、烦些，但是，作为一名法官只要有一线调解的可能，就不能轻易放弃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调解，我们法官多说几句话、多跑一段路、多替当事人费点心出点力，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只要有心，不轻易放弃，为了成全一个家庭的圆满幸福，我们付出的再多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