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服务业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无需讳言，由于金融服务业自身的特点及业务风险的存在，金融服务业对社会的服务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借贷难的问题始终存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由此，小额贷款及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在这鱼龙混杂的民间借贷中存在着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在此，笔者结合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对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谈以下看法：

民间借贷通常是指自然人之间为了互助互济而签订的借款合同。2013年本院民三庭受理576件案件，其中民间借贷231件，占受案总数40.1%，2014年截止到4月末，受理192件案件，其中民间借贷106件，占受案总数55.2%。民间借贷案件在急速上升，且数额巨大，从几万到几百万。这样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涌入法院并非正常现象。

 一、数额应控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或略高

 现在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些借贷人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导致案件发生法律效力后陷入执行难的境地，社会矛盾易于激化。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互助互济的行为，通常应理解为生活急需，如突发大病、子女上学、结婚，购买房屋等。但现实却是一部分人通过所谓的民间借贷融资，去做投机生意，一旦生意亏本、投机不成则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窟窿”，出借人无法得到偿还。基于此，应当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除有抵押的借贷外，借贷额度应当控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或略高，最高不能超过3倍。标的额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的民间借贷案件，如借款人无力偿还，人民法院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受理，应由刑事法律进行调整。例如Q某*（公务人员1965年7月5日出生），向L某借款140余万元，到期未能偿还，L某起诉至人民法院，Q某对资金去向无法说明。Q某遂又起诉C某，声称将借L某的款，转借给了C某。证明自己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及资金去向。这种情况即使人民法院判令其还款（不计利息）140万，Q某名下没有财产，仅凭他的工资收入，年薪也就6—7万元，需要20年才能偿还（还得把工资全部扣划，不留生活费用）。在这个案例中，笔者想说明的是，出借人在借款人没有财产抵押的情况下，又没有严格审查其还款能力，贸然将如此大额现金借给他人，当然自己要承担风险。另一角度看借款人，自己没有偿还能力，却大额度借款，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对此类问题就不仅仅是民事法律调整范围，而应从刑事法律角度来考虑问题了。我国对民间借贷的不规范，刑事法律对这一领域的放任，是导致这类问题出现的根源。

 二、资金流入非法集资渠道，一旦资金链断裂后，跑路的跑路，跳楼的跳楼，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民间借贷一旦变味，则大量资金会流入非法集资渠道，在高利息的诱惑下，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将自己一生的积蓄借给他人，他人又转借他人，如此下去，这条资金链可能会有4—5层，一旦某一人出现问题，这一资金塔就会轰然倒塌。带来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和大量民间借贷案件的涌入法院，法院判决后无法执行，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裁决的公信力。例如Q市Z某*非法集资案，数额达2、3亿之多，在其集资塔下由多层人员介入。W某与D某同是一家事业单位同事，D某与Z某相识，W某得知D某能与Z某联系，出借款项可以获得高利，遂通过D某向Z某出借30余万元。W某与D某还签订了一份并不明确的借款协议，款项借出后，Z某通过公司多次给付W某利息。Z某事发后，W某翻脸起诉D某，要求D某偿还借款。这一案例暴露出的问题是，W某明知这笔款项是借与Z某，但由于D某贪图转借款的蝇头小利，与W某签订了一份不明确的协议，导致Z某资金链断裂后，自己要承担责任。与D某*情况近似的还有W某（公务人员，1976年8月12日出生），在同学、朋友处借款500余万元，转手借给某公司（也可能是投资入股），从中获利，现借款期限已到，却无资金偿还，某公司这时讲，借用W款已经结清，目前所知有3人将W某诉上法庭。W某名下仅有两套房产，价值不足150万元，剩余300余万元，凭W某的工资收入如何偿还？借款转手再出借从中获利，这一社会现象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应当引起相关机构和立法部门的重视。

三、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的行为进行规范，迫在眉睫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介于金融服务业与民间借贷之间的金融组织。目前，已经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可并没一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打法律的擦边球，与客户签订借贷合同时明确约定的借贷利率高于法律规定，并在付款时提前扣除利息（上打利），但在各种手续上却不体现，严重损害借贷人的利益，进入司法程序又很难查清楚，在给付借款、收取利息方面，他们采取一系列手段（如借贷合同只有一份，给付借款现金给付，收取利息不出字据等），将事情搞乱，为的是有一天进入司法程序，鱼目混珠。

典当行的做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时，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办理抵押过程中，采取非法手段，侵害借款人利益。例如X某*向H某借款，在办理抵押过程中，H某首先与X某到公证处办理X某委托H某处理X某房屋权利的公证书，而后H某用此公证书到产权部门办理了房屋买卖手续，将X某的房屋过户到H某妻子的名下。借款到期，X某未能按期还款（疑是还清，但由于还款时H某不出收条，只是将某一借条撕毁）。H某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X某交付房屋并立即迁出。人民法院查明，H某主张的房屋买卖，不是实际意义的房屋买卖，而是由民间借贷抵押产生的，这种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驳回了H某的诉讼请求，H某上诉，上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随后H某又以民间借贷起诉X某。这一案例中，H某明知取得的“权益”违反法律规定，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望通过人民法院，以法律手段得到不应得到的非法利益。这种恶意诉讼行为，是对对方当事人权利的蔑视，是对人民法院执法能力的藐视，如果只是按妨碍诉讼处理，显然达不到处罚和教育的目的。在这方面希望银监会会同司法、立法机构进行调研，制定出可操作的规范性文件，保证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有法可依。

四、大额款项出借，所得利息应当纳税

大量民间资本进入社会流通，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金融业的秩序。另一方面使国家减少了税收。因此，笔者认为，应对大额（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倍的）的借款利息予以收税。以100万元为例，月利率2%，一年的利息高达24万元，一名公职人员一年工资达到6万余元时就应当缴纳所得税，放款100万元年收入利息24万元，也应当缴纳所得税。应当像第二套房产出售时，课以重税。如进入诉讼程序，可在申请执行时予以追收，并且由法院代为税务机关收缴。对此，另外的意见认为，出借款项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借款方不能按约定还款，已经受到了损失，再追收税款，对出借方显失公平，是雪上加霜。追收税款一方面可以坚守国家税款的流失，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制约借款行为，更可以减少民间借贷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五、借款不能偿还的应当限制消费并用刑法调整

借款人不能按约定偿还借款，应当对其进行消费限制，限制其进入高档酒店、宾馆、出游等，一旦发现借款不还者进入上述场合，进行高消费，应用刑法调整，以侵占罪对其进行处罚。

民间借贷在家庭应急等方面，手续简单，借贷方便，为急需用钱且数额不大的人群提供了方便。但民间借贷一旦变味，一些人把这作为生财之道，就难免产生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作为立法、司法、金融管理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产生的问题，积极调研，制定出可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减少因民间借贷而发生的诉讼，杜绝温州老板跑路、跳楼的悲剧重演。这应当是一个社会工程，需要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各级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采取措施处罚和 威慑“老赖”，还民间借贷之本来面目，保证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良好环境，保障金融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